在全球绿色低碳转型浪潮下，绿色贸易正成为国际经贸竞争的新焦点。近日，商务部发布《关于拓展绿色贸易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围绕产品碳足迹、碳定价、绿证绿电等关键环节提出具体举措，建立健全绿色贸易支撑保障体系。
多位业内人士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这一政策的出台，不仅为中国外贸企业应对国际绿色壁垒提供了制度保障，也为推动产业链向绿色低碳升级注入新动力。面对国际绿色贸易新规，建议外贸企业变被动应对为主动布局，加强低碳技术投入与供应链协同，将绿色合规压力转化为国际市场新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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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外贸产品碳足迹数据库建设
中国外贸“向绿色”发展步伐在加快，绿色低碳产品成为外贸发展的新动能。
日前，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李成钢在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介绍，今年前三季度，风力发电机组及零部件增速超过30%；光伏产品已经连续4年出口额超过2000亿元；电动汽车出口量去年首次突破了200万辆；铁道电力机车、电动摩托车和自行车等绿色交通工具出口也保持着强劲增长。
然而，在全球共同推动绿色转型的同时，新的贸易规则与壁垒也随之浮现。对贸易产品或服务进行碳排放制约，近年来已经成为国际绿色贸易壁垒的主要方式之一。
《意见》提出加快外贸产品碳足迹数据库建设。具体指出，要加快建设国家碳足迹因子数据库，发布并持续更新电力碳足迹因子数据，推进其他基础能源和原材料碳足迹因子研究，为外贸企业核算产品碳足迹提供基础。鼓励有条件的行业、企业建设行业碳足迹因子数据库。
北京中创碳投科技有限公司首席双碳官孟兵站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碳足迹管理体系建设已在我国政策层面形成连贯布局。2024年5月，生态环境部等多部委联合印发《关于建立碳足迹管理体系的实施方案》提出，依托国家温室气体排放因子数据库，优先聚焦基础能源、大宗商品及原材料、半成品和交通运输等重点领域发布产品碳足迹因子，建立国家产品碳足迹因子数据库。
然而，国家数据库建设仍面临诸多系统性挑战。孟兵站表示，我国碳足迹因子数据库建设已取得阶段性突破，但在国际规则衔接、数据质量控制、行业覆盖广度等方面仍存在短板。一是行业覆盖存在结构性短板，钢铁、铝冶炼等纳入CBAM重点征税领域的行业，数据库仅覆盖生产环节（范围一、二），原材料开采、运输等范围三排放因子缺失。二是数据质量控制体系比较薄弱，90%的中小企业仍依赖手工填报数据，数据溯源能力不足。三是国际互认机制尚未建立，核算标准、排放因子数据库不统一。
推动数据库国际互认，成为破解认可困境的重要路径。伦敦大学学院教授梁希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目前因子库很难得到国际认可，欧盟和英国主要认可长期服务他们的本地因子库，比如Ecoinvent, Gabi等数据来源。中国除了自身建立因子库，也应该深度参与国际合作，促成一些多国共同认可的因子库。因子库互认的工作也需要积极推动。
值得关注的是，碳足迹数据正从核算工具延伸为贸易金融创新的基础要素。《意见》也鼓励金融机构在依法合规、风险可控前提下，基于外贸产品碳足迹核算、碳标识认证结果等丰富金融产品和服务。
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首席专家、主任曾刚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表示，未来金融机构设计风险模型需两步走：要先建立碳足迹与违约风险的关联函数，将单位产品碳足迹纳入客户评级；再按碳足迹等级差异化定价，对低碳企业降低授信门槛。最大技术难点在于数据衔接与量化——企业碳足迹核算标准不统一，且碳足迹与财务风险的传导路径缺乏历史数据支撑，难以精准建模。
发挥碳定价机制、挖掘绿电潜力
在构建绿色贸易体系的过程中，碳定价机制与绿电消费共同构成推动企业减排、提升国际绿色竞争力的关键制度支撑。《意见》提出，发挥碳定价机制和绿证绿电支撑作用。健全完善碳定价机制，引导外贸企业用好碳定价机制拓展国际市场。
我国已经建成覆盖发电、钢铁、水泥、电解铝四大行业的全国碳市场，2027年全国碳市场将进一步扩大覆盖范围至八大行业。孟兵站表示，根据欧盟“碳关税”相关规则，我国碳市场定价机制将帮助相关企业在一定程度上对冲购买CBAM证书的成本，但是由于我国碳市场仍处于建设初级阶段，配额分配的市场化机制尚未有效形成，目前我国碳价仍远低于企业边际减排成本，碳市场倒逼企业主动减排的动力不足。
梁希认为，目前国内碳价格较欧盟和英国还比较低，短期内作用有限，未来可以考虑向涉及出口行业的部分企业征收出口碳税应对，长期还可以考虑如何把非碳市场政策转化为等同碳价格并披露。
在完善碳定价机制的同时，扩大绿电消费成为降低外贸产品碳足迹的另一重要路径。《意见》也提出，充分挖掘绿电供应潜力，扩大绿证绿电交易规模，进一步满足外贸企业需求。鼓励资源条件好的地区通过新能源直连增加企业绿电供给，积极探索新能源就地就近供应出口园区。
在绿电应用方面，晶科能源ESG负责人姚臣谌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过去5年间，晶科能源绿电使用比例实现大幅提升——从最初不足20%的占比，增长至当前的50%。“若结合公司整体业务规模的扩张来看，过去5年绿电使用的绝对量增长更是超过10倍，绿色发展实践成效显著。”
此外，随着越来越多政策鼓励企业使用绿电、建设零碳园区以降低外贸碳成本。对于实践过程中需政策与企业协同解决的核心问题，姚臣谌建议：一是完善指引性政策。需将“双碳”目标、国家自主贡献（NDC）目标进一步细化分解，转化为各行业及企业可落地、可执行的具体减排路线图，为企业绿色发展提供清晰方向。二是明确操作性政策。加快出台碳足迹核算统一标准、零碳园区认证规范等实操性政策文件，填补当前部分领域标准缺失的空白，让企业在开展绿色实践时有章可循、有规可依。三是强化激励性政策。通过优化财税支持、创新绿色市场机制等举措，为企业在绿色技术研发投入、低碳模式创新等方面提供有力激励，充分调动企业参与绿色转型的积极性与主动性。
企业要系统提升绿色低碳发展能力
外贸企业作为绿色贸易的主体，如何迎接挑战，是企业关注的焦点。在政策推动下，一批企业已率先开展碳足迹核算实践。
“建立碳足迹模型是一项相当繁琐的工作。我们需要对所有投入进行完整的计算（mapping），而不同产品的计算难度各不相同。”诺和新元可持续发展副总裁Thomas Steenbech Bomhoff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主要难点在于确定每种成分的正确排放因子。“目前全球范围内仍缺乏范围三数据，因此，我们必须做出合理的假设，同时通过与供应商和客户的沟通来争取更完善的数据。”
姚臣谌认为，“摸清碳排放家底”——即精准掌握碳排放量的来源、分布及具体体量，是企业科学开展后续减排工作的重要前提，唯有如此，减排举措才能有的放矢。“构建良好的绿色贸易环境并非单一主体能独立完成，需要政府、企业与社会各界加强协作、形成合力，在政策规则落地与产业实践推进中找到最佳平衡点，共同推动绿色贸易高质量发展。”
清华大学环境学院副院长、碳中和讲席教授徐明认为，外贸企业要在全球绿色转型的大趋势中提升竞争力，关键在于系统提升绿色低碳发展能力。
具体地说，理念要转变，企业需要将绿色发展从外部要求转化为内生动力，把低碳、节能、可持续理念融入企业战略与日常运营，把绿色低碳变成企业新的护城河；产品与生产体系要绿色转型，通过采用清洁能源、提升能效、优化供应链管理和生命周期设计等方式，推动产品从原料获取到制造、运输、使用的全链条减排；技术与服务能力要升级，在输出产品的同时，积极发展绿色技术与管理服务的国际化能力，将自身在节能减排、碳管理、绿色供应链等方面的经验转化为国际市场竞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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